2023年6月到11月，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遇见书房、单向街书店和局外人书店三家中国人创办的独立书店相继亮相于东京三个颇具代表性的地段——早大前、银座和神保町。在纸质媒体迅速衰落、年轻人加速远离印刷品的今天，这一貌似逆时代潮流的现象很难不引起世人的好奇。日前，《旅日》编辑部走访了这三家书店，探究这一“不合逻辑”背后的顺理成章。

遇见书房一角

有一种不约而同叫“开书店”  

2023年2月，被朋友们称为“老李”的90后东北小伙李英绪辞去了最后一份工作，开始认真地规划自己今后的生活。10年前，毕业于北京一所民营大学日语专业的他和妻子一起来日本留学。6年前，他从早稻田大学大学院经营管理学专业毕业，就职于一家日本企业。之后，算上兼职，老李辗转于六家日本企业，一直从事着面向中国市场的商务扩展和开发工作，但每一份工作似乎都很难带给他足够的自我实现感。独立、自己干的念头开始在心中滋生并日渐强烈。最后一份工作的不愉快经历则成了他下决心的助推器。

开书店，并不是他的首选项，但比起酒吧或咖啡厅，书店显然更易操作——因为不涉及食品，没有那么多的资格审核，也不需要太多的设备投入。书店里的所有书架、书桌都是老李亲手设计、制作的。由于缺乏经验，书桌全打矮了，他就找了一些垫子把桌子垫高。这花去了他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他还完成了注册法人、选址、租房、装修、选书购书等一系列繁琐的筹备工作。6月，书店正式开张，取名“遇见书房”，寓意通过书店结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也希望书店可以让更多的人成为朋友、让对中国以及中文感兴趣的日本人“遇见中国”。  

遇见书房的所有书架、桌椅都是老李亲手设计并制作的

在准备书店的过程中，老李有一天和一个朋友聊自己的书店。那个朋友问他：你介不介意将来东京会出现更多像你这样的书店？老李想都没想就回答说：不介意。因为只有参与的人多了，这个市场才能做起来。比如只有在出现多家中文书店后，才有可能通过书店间的合作开展异地借书还书的服务。这会大大地方便读者。服务的便利性越高，市场的渗透力才会越强。

当时，老李并不知道，这个叫寒粥的朋友的朋友赵国君此时也正在筹备一家中文书店，而寒粥日后成为了那家名为“局外人”书店的首任店长。   

如果说做书店对老李而言多少有些“一时兴起”，那么对赵国君来说，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梦想。早在十年前和妻子谈恋爱的时候，两个爱读书的人就畅想着有一天能在北京通州、艺术家聚集的宋庄，利用废弃的工厂厂房开一家“老书铺子”。婚后，因为爱看书、买书，他们的家经常变成朋友们的“免费阅读室”。朋友有时会不请自来，到门口发现门锁着，给他们打电话。两人会把大门密码锁的密码告诉朋友，让他们“先在家看看书，我们一会儿就回”。  

2022年，赵国君拿着经营签证举家来到日本。将生活基本安顿好后，开书店的事就被提上了日程。“我拿的是经营签证啊，所以必须经营点儿啥。经营啥呢？我能想到的只有书店。”赵国君说，这个书店一开始就决定要开在神保町。多年前，他第一次来日本就深深地爱上了这个日本最著名的旧书天堂，甚至跟妻子开玩笑说“将来我死也想死在神保町”。  

局外人书店一角

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外国人，想在神保町租个合适的铺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6月做决定到11月书店正式开业，赵国君夫妇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找房子上。而就在他们为书店四处奔波的8月，在日华人的朋友圈突然就被单向街书店于银座盛大开业的消息刷了屏。

其实，单向街书店银座店的创办是三家书店中启动最早的，也更为中日两国媒体所津津乐道。2020年，来日本出差的中国知名媒体人许知远受疫情羁绊，在上野附近的一间民宿滞留了半年之久。闲暇时，这位中国独立文人书店单向空间的创始人经常和一群朋友喝酒聊天，在日本开家书店的想法就在酒酣耳热时渐渐成形。这群朋友里包括民宿老板小陆、他的日本妻子松本绫（aya）和单向空间子品牌、视频栏目《十三邀》的日本制片人向蕾蕾。  

将书店开到海外原本就是知识分子许知远的一个宿愿。哪怕那一年的早些时候，他刚刚在网上为受到疫情重创的单向空间发出一封众筹求助信，坦言“书店平均每天只能卖出 15 本书，其中一半还是爱书如命的同事自己买走的”。

单向街书店一角

因为疫情，他再次来到日本已是2022年底。在过去的两年里，走过“至暗时刻”的单向空间重新显现出旺盛的成长力，在全国各地不仅拥有了6间自持店，另外还有了20余家合作店。这次，在东京开书店的事不仅被重新提起，而且很快付诸于行动。  

aya和向蕾蕾起初因为“对开书店这事完全不了解”，只是这场行动的旁观者，后来却不得不“挺身而出”承担下书店的董事长和事业开发部部长的重任。彼时，aya已经做了九年的民宿老板，上个世纪80年代就移民日本的向蕾蕾经营自己的创业公司也已多年。凭经验她们预感到，按原来的方式推进，书店一定会“走偏”。作为朋友，她们不能坐视不管。  

对日本近代作家永井荷风的偏爱使许知远认定，书店应该开在银座，因为永井说那里“在不经意间包纳了古今万物”。于是，aya凭借其做民宿积累下的对不动产的敏锐，找到了现在的这座二层小楼。单向街书店作为中国颇具代表性的前沿知识空间就这样在异乡最昂贵的土地上拔地而起。

单向街书店

不约而同背后的势之必然

三家中文书店在短短五个月时间里“扎堆”涌现，这事本身看起来似乎纯属机缘巧合。但遇见书房的老李认为，这事不是偶然，也不算意外。“一个地区共同文化背景的消费者数量到达一定程度后，再辅以消费能力这个变数，有些事情就必然会发生。”  

就在遇见书房开门营业的2023年6月，在日长期居住的中国人达到788495人(据日本出入国管理局的公布数据)，算上十万以上已经加入日本国籍的中国人，在日华人已近百万。如果再叠加上巅峰时高达960万的中国入境观光客，一个千万级的市场已然出现在日本的土地上。  

比人数增长得更为猛烈的是中国人的购买力。抛开拖着行李箱在银座狂扫奢侈品的观光客不说，即便是长期居住在日本的华人的经济实力与二三十年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如果说几十年前中国留学生聚在一起最常讨论的话题是去哪里打工的话，如今的中国留学生更热衷的话题却是在哪里买房；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来日本留学或淘金的那批“老移民”经过几十年的奋斗早已融入日本社会，过上了中产以上的生活；如今来日本的“新移民”要不就是以IT从业者为代表的高学历、高技能、高收入的“三高人才”，要不就是家境殷实的青年学子以及被日本高性价比的国际教育资源、安全优质舒适的生活条件所吸引的“中国富裕阶层”——日本政府近年来为吸引海外金主而推出的“投资管理签证”半数以上被中国人领走。

横滨中华街（图片选自unsplash）

市场对这一变化是敏感的。过去，日本的中华料理都是为取悦东瀛食客而存在的，以至于中国人听都没听说过的“天津饭”也成了招牌之一。近年来，从羊蝎子到螺蛳粉，再到羊肉泡馍，完全迁就国人味蕾的中国餐厅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东京的大街小巷。在物质得到一定满足之后，群体的文化诉求自然也不会一直被视而不见。在这一背景之下，中国人书店的出现就变得水到渠成。  

东京并不是没有卖中文书的书店——神保町的东方书店和内山书店都拥有五十年以上的历史。但是日本人开的中文书店以学习中文、研究中国的日本人为服务对象，很难get到中国人的“痛点”。就像日本即便拥有全世界最发达的报业也不能阻挡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伴随出国留学潮而在日本兴起的华文办报热。《中文导报》、《东方新报》、《留学生新闻》，如今在日华人社会最具影响力的华文报纸基本都诞生于那个时期。  

生存难题的N种解法  

尽管日本人以热爱阅读而闻名于世，但这也无法挽回日本实体书店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急剧减少的宿命。据日贩发布的2023年《出版物贩卖额实态》的统计数据，2022年日本全国仅存8169家实体书店，而2006年这一数字还是14555家。16年间，有近一半的书店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其中又以独立经营的小型书店为主。对于以少数族裔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中国人书店，人们似乎更有理由为它们的生存前景感到担忧。  

遇见书房一角

得益于经营管理学专业的学科背景，老李在开店之前就对书店的成本核算有着比较明晰的考量。在为书店选址时，他认为东京华人的主要居住地如川口、主要目的地如早大和东大附近、主要经停地如池袋等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备选项。在衡量了房源、价格和自己通勤的时间成本等各种因素后才最终选定了现在的店址——距离最近的地铁站徒步只需大约3分钟，附近除早大之外还有一定数量的语言学校，潜在客源丰富，而且房价和面积都十分理想。要说唯一美中不足之处就是书店的楼下是一家肉面店，“肉味经常会飘进书店来”。  

遇见书房与其说是一家书店不如说是一家私人图书馆更为贴切，因为它并不销售图书，会员制的书籍租借业务才是其主业。“如果销售图书的话，我必须从中国经过法定渠道引进图书到日本。不仅通关手续等程序性事务非常繁琐，需要投入很多的人力，而且也需要很大的资金投入。图书租借就简单得多，可以更加灵活地选购一些小众书籍，以及更加灵活地调整书籍种类与存量。”老李在开店之前，花了很多时间来研究日本的相关法律法规，通过转让书籍的使用权收费而非通过出售书籍的所有权是让事情简单化的关键。  

遇见书房的图书，大部分都可以在微信读书等电子阅读渠道轻松获取。那么实体图书馆的存在价值体现在哪里呢？老李认为，这种价值体现在服务上——一个令人舒适的空间和可以亲手触摸、随意翻阅的书籍实物。目前，遇见书房的月会费是2500日元，年会费为27000日元。“2500日元在东京是个什么概念呢？大概也就是一顿午餐的餐费或者小朋友兴趣班一节课的学费。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笔可以忽略的支出。我相信会有相当数量的读者愿意用这样的价格来换取一种让他感到舒服的体验。”  

遇见书房一角

为了保证会员的体验质量，遇见书房出租的大多为新书——在新书出现明显的磨损后，老李会购入新书替换旧书。另外，书房划出一定的空间提供自习服务，并提供自助咖啡和红茶等饮品。开店以后，他一直在不断摸索完善会员福利，同时尝试多种经营，比如组织付费活动、外租场地等。老李坦言，开业不到一年，书店整体的收入水平还比较低，但是“在开业之初我就评估过这部分亏损，完全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一个新事物需要成长的时间”。

局外人书店在经营方式上与遇见书房极为相似，同样以收费会员制的图书租借为主业。与前者略有不同的是目前局外人书店出租的书籍除少部分书友赠书外，大部分是赵国君夫妇的私人藏书而非新书，其中有一部分是在一般电子阅读平台中不易找到的内容。此外，他们花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策划与组织以书店为据点的收费活动，如赵国君亲任讲师的青云学堂以及各种文化沙龙，同时也将书店场地出租给脱口秀表演。

对于书店的盈利问题，赵国君同样看得比较淡，“文化事业是养出来的，需要心血、需要投入，不能在乎一时的赔钱。天天研究赚钱的那是商店”。当然，对于书店的未来，他还是有着一些规划，比如不久前申请到的二手书经营资格和儿童绘本的出版资格——既然书店就在神保町这个特殊的地段，就应该把身处这里的优势更充分地利用起来。  

和前两者不同，单向街是产生于资本运作之下的真正意义上的实体书店。这自然使它面临更为严峻的市场考验。目前，单向街书店在售的书籍大约3000册，其中7成是中文书籍，其余三成为日语、英语和韩语等。单向空间北京总部为书店提供所有的中文书源，其专业的选书团队既能保证所选书籍的质量，也能保证东京的书籍与国内出版速度之间的高度同步。同时，这也大大地降低了日本方面的运营成本——卸下书籍成本的负担，房租和人工成为书店的主要开支。  

单向街书店

书店的中文书籍都从中国直接进口，算上关税等其他手续费用，单本的售价大约是原价的2.5倍。多数顾客已经接受了这一性价比，因为在这里买书比海淘更快，也比委托当地书店单独进口更便宜。当然，即便如此单靠售书的收入也不足以维系书店的运转。好在，单向街的母体——单向空间在这方面有着丰富的成功经验和雄厚的资源积累。诞生于2005年的单向空间在过去的19年中从单一的书店逐步发展成为一个集出版方、活动方和媒体于一身、极富生命力的综合文化品牌。打造一个实体文化场域，为东京街头的匆匆过客们提供一个寻找“同温层”的实体空间同样从一开始就成为单向街努力的方向。  

自去年8月开业以来，单向街已经举行了近七十场内容丰富的线下沙龙活动，其中既有阳春白雪式的学术演讲，亦有类似如何购买保险的实用性讲座，还有文艺范十足的音乐沙龙。开业几个月后，书店也开始推行付费会员制，并不断丰富着店内的商品种类。诸如拍摄视频节目、与日本书店开展合作等各种尝试也在逐步地推进中。向蕾蕾乐观地表示，“只要提供不可替代性，书店就一定站得住脚”。  

其实，即使是日本本土的独立书店也必须依靠经营的多元化才能得以存续。只不过，对于诞生不足一年的中国人书店来说，这个探索过程将更为漫长。

单向街书店的二楼